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上将遭冤杀之谜

1974年8月的一天,阿尔巴尼亚记者、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时结识的朋友恩维尔·穆查突然打来电话,说:“好长时间不见了,好想你。”

1961年,阿尔巴尼亚同苏联闹翻以后,阿尔巴尼亚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一部分回国,大部分转到了北京,穆查也在其中。他们来中国后的第一年,分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西院的留学生部补习中文,然后再分批到其他各大院校学习专业。当时,穆查像其他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一样,好踢足球。每天下了课,就到外语学院的东院足球场与我们踢球,于是我们就认识了,并成为好朋友。毕业回国后,他曾在内务部工作,并担任部办杂志《为人民服务》的记者。阿国剧变后,他在国家情报局工作,是阿中友好协会的积极成员。

这一天,他在地拉那内务部的一个足球场约我见了面,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偷偷地用中文同我咬耳朵:“绍库王(王同志),我们的霍查主席又把国防部长巴卢库搞掉了。”

贝基尔·巴卢库是南方人,魁梧的身材,宽宽的肩膀,黑发中夹杂着银丝,一派军人作风。他年轻时当过钳工,生性爽朗、快活,有啥说啥,对待下级却十分严厉,甚至显得粗暴。一次在机场上,我亲眼看到一名中级军官向他致军礼后汇报工作时双腿直打颤。早在战前他就是霍查的朋友,在民族解放斗争期间,屡建战功。解放后,巴卢库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获得了上将军衔。他从阿党“一大”起就一直担任政治局委员,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即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卢库说,60到70年代初,他因病曾4次要求辞职,霍查都不应允。

巴卢库曾五次访华,是阿尔巴尼亚所有领导人当中来中国次数最多、受到主席接见次数最多的。据称,毛主席、周总理对他印象很好,谈得来。他与中国使馆也保持着良好关系,我国武官经常把使馆做的豆腐和自种的大冬瓜送到巴卢库家。巴卢库有6个子女,其中大儿子叫齐里利姆(中文的意思是“解放”),在国家广播和电视台工作,是国家著名的田径运动员,拿过多项全国冠军。二儿子弗拉基米尔酷爱足球,是军队“游击队”足球队前锋,也是全国著名的足球队员。

1974年6、7月间,“文化反党集团”刚刚被揪出一年,阿国军队党的积极分子扩大会议在都拉斯市前国王索古的行宫召开。霍查没有亲临会场,而是在地拉那遥控指挥,在精心策划的会议上对巴卢库进行突然袭击。与会者批判巴卢库主持制定的国家战略纲领,巴卢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随后,霍查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两次中央全会,集中向巴卢库开火,批判不断升级。与会者按照霍查的调门齐声谴责他是“阿尔巴尼亚迄今最大的叛徒和最危险的敌人”。

7月25日,劳动党“五中”全会把巴卢库正式推到了被告席。会上,霍查给巴卢库罗织的主要罪行是:

——炮制国家战略“黑纲领”:即主张在外国大规模入侵时,不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敌人打阵地战,而应撤到山区打游击,以消耗敌人,保存力量,伺机反攻。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而霍查的观点是,在敌人入侵时,应全力与敌人开展阵地战,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正规战消灭敌人。霍查批判巴卢库的纲领是“退却纲领”。

——在军队中阻止霍查著作的发行,同时却散发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内容的译著。

——妄图在外部敌人的帮助下推翻劳动党和政府,是军队的破坏者、阴谋家、叛徒、敌人。

全会第二天做出决定:解除巴卢库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并勒令他立即交出党证,同时决定由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兼任国防部长。有意思的是,霍查在这次会上特意表扬了当时的军队总参谋长杜米(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总政治部主任恰科(中委),说这2位同志在反对巴卢库的叛徒路线方面是有功的,并建议恰科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杜米任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佩尔拉库因受到巴卢库观点的影响,给记大过一次。

巴卢库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将会议对他的处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家人,以便有所准备。巴卢库对家人们说:“我不是叛徒,我从来没有背叛过党和霍查。他们打击我是白费心机。”

巴卢库憋在家中足足有10天之久。守卫他的住所的警卫明显增加。据巴卢库的儿子齐里利姆回忆,当时敢来巴卢库家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给他父亲看病的牙医,另一个是在他家工作了25年的老厨师(为此,他坐了两年牢)。

8月3日和4日,国防部和中央服务局的人到巴卢库家进行“家具清点”,实际上就是抄家。巴卢库意识到,他们即将举家被扫地出门。5日清晨6时,一辆大卡车停在巴卢库家门前。人们胡乱把家里被抄家后剩下的东西往车上一扔了事。齐里利姆给病中的父亲叫了一辆出租车。他们这才被告知:全家流放到中南部费里区罗斯克瓦村。巴卢库及其全家在那里待了还不到一个半月,就又被转移到南部的发罗拉区的塞莱尼策村。地方上给他们一套旧房子。巴卢库不准出门,只好在家里看书或听听广播,而大部分时间是写检查。霍查给他的期限是3个月。12月17日,地拉那特种部队和内务部发罗拉分部的警察部队的人突然来到巴卢库家,拿出了逮捕证。巴卢库被押到了地拉那。

而就在巴卢库被押回地拉那的前一天,12月16日,劳动党在地拉那秘密举行了“六中”全会。会开了两天。

16日上午8时,政治局委员们在党中央大厦的会议厅里就座。中央委员以及各区的党委以及军队的将领们应邀参加了会议。9时,霍查慢条斯理地走进会场,全场起立,热烈的掌声响成一片。霍查示意大家就座。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主席台上,而是一直站在主席台前,发表了《清算杜米、恰科和佩尔拉库的叛徒和反党活动》的讲话,并不时地在大厅里来回走动,不断地打着手势。

仅仅半年前,霍查还表扬杜米和恰科“有功”。今天,他说这两人“差不多也是叛徒。他们企图将来搞军事政变。我们是在‘五中’全会后发现他们的叛徒行为的。现在,对他们的罪行已经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揭露他们的背叛阴谋、惩罚他们的时候到了。”此前,谢胡以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名义,在军队中召开了多次会议。他在10月份的一次军队会议上,代表政治局宣读了关于《巴卢库及其集团的敌对活动》的分析报告,首次指出杜米、科等人是巴卢库集团的主要成员。在12月12日的会议上,他又宣布,霍查同志曾教导我们,“要用党的铁扫帚清除巴卢库集团”,现在是拿起铁扫帚的时候了。

霍查以及谢胡等人向杜米等3人逼问了整整6个小时后,当场下令逮捕杜米等人。17日下午,刚刚被押回来的巴卢库戴着手铐走进会场,只见他的3个前伙伴:佩特里特·杜米中将,希托·恰科中将和拉赫曼·佩尔拉库也都在被告席上。在阿尔巴尼亚,当时的中央全会就是法庭。除上述被称为军队“”的人外,还有数十名高级将领作为他们的追随者被开除出党或给予其他处分。

当天晚间,地拉那大街上警车不停地发出凶神恶煞般的吼叫,巴卢库等人被押进了地拉那313号监狱。

巴卢库事件后,霍查彻底改组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撤换了部队旅以上的干部、军事学院院长等将领。经过约半年的审讯,巴卢库、杜米和恰科前军内“三巨头”均作为军队反党集团的头目被送上了军事专门法庭。经过“形式”上的审判(因为在党中央全会上霍查已经进行了审判)后,阿政府于1975年11月5日判处3人死刑,立即执行枪决。当日,他们被押解到地拉那东郊达依蒂山脚下林兹地区的一个地道里。3颗从身后射来的子弹击碎了他们的脑袋。之后,他们的尸体被秘密转移。行刑前,杜米对执行人员说:“今晚你们向我射击,但你们要知道,你们在执行一道错误的命令。”

巴卢库在知道要被处以死刑前,写信给霍查。他在信中写道:“6个月的调查和3个月的审讯是对我的最严重挑衅和莫大侮辱。我曾是为阿尔巴尼亚而战斗、9次负伤的战士,我当了30年政治局委员和政府部长,而现在又是病人。但从我被捕的一刻起,就遭受严刑拷打,遭受非人的待遇。说我是间谍,说我是修正主义者,说我搞反党集团和敌对集团,我绝不承认。他们逼迫我签字,说我是丑恶的资产阶级分子,说我搞个人迷信,为自己谋利益。这些都是莫须有!严刑拷打使得我彻夜难眠,对我的审判是荒谬无比的。我相信,你会免我一死,因为我不该被枪毙,不该受这样的折磨。恩维尔同志,请不要枪毙我,请饶恕我,只有您有能力救我一命。”他的信没有改变霍查的决定。他的妻子和3个儿子也都被分别关进不同地区的集中营。

阿尔巴尼亚发生剧变后,阿尔巴尼亚高等法院宣布巴卢库等人“无罪”,他们的家人也从此结束了流放生活,获得了自由,回到了首都。1991年4月,巴卢库的大儿子齐里利姆会集兄弟们,以及杜米和恰科的后代,开始四处奔波,寻找他们父亲的遗骸。1996年,他们从关押父亲的313号监狱的警方人员那里获得了一丝线索,了解到他们父亲的遗骸可能在南部发罗拉区弗拉尼什蒂村附近,当时是内务部长哈兹比乌下的秘密埋葬的命令。他们在公安部的帮助下,终于在2001年7月发现和挖掘出父亲的遗骸,并进行了法医鉴定和确认。

2001年7月29日晚8时,地拉那“军人之家”庄严肃穆,大厅里摆着三个黑色灵柩,上面覆盖着军旗。前国防部长巴卢库上将、前人民军总参谋长杜米中将和前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恰科中将等3名阿军高级将领的遗骸重新安葬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国驻阿大使馆武官魏士杰大校等应邀出席了仪式。我作为记者采访了这一纪念活动,一些内幕消息也是这时获悉的。

在由以阿军总参谋长安东尼准将为首的专门委员会主持的仪式上,阿政府国防部长焦尼为巴卢库等3人进行了重新评价,恢复了他们的名誉,称赞他们是阿国军队历史上的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其他被株连的将领们也都恢复了名誉。一个军队中奇特的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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